[31]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规定，全国、省级和设区的市、州人大的原司法委员会更名为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在原有职责的基础上，增加配合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监察制度体系、推动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有机统一方面的职责。

他提出：出现需要废除宪法某一条或几条的情况时，为保持宪法其他条文序号的不变，应采用保留所欲废除的条文的序号及其相对位置并在序号后用括号载文加以注明的办法来处置。正因此，修宪决议才采用了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

如何理解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中法律的含义，是宪法适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就援引而言，有学者曾以宪法修正案第二条为例进行分析。[23]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响应官方号召，同时刊载了宪法原文及历次宪法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毕竟，法条序号的功能之一就是便于查询进而引用目标法条。[15]此外，在我国，同样采用修改说明式的表述方式的还有大量的关于修改法律的决定。

[20] 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99页。[10]如蔡定剑所言，宪法修正案的法条正文更像是一个阐明某条应当如何修改的修改说明。林来梵：民众诉求多但进不去，国家机关又不愿意做，怕犯忌讳，关键还是缺这种联动机制。

同样作为幅员辽阔国家，美国采取联邦制，不同州有不同法律。林来梵：首先要对已有的宪法监督制度加以强化。这也是成熟法治国家对法官的要求，甚至要求他们只服从法律即可。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其实有较大裁量权。

凤凰评论《高见》：这点很有意思，西方国家法官只需要向法律负责，你觉得中国法官责任如何多样分化？ 林来梵：责任制就是明晰谁向谁负责的制度。林来梵：怎么办？宪法做适当退让，让民法承担一些社会基本法功能。

我国宪法精神的具体化，主要通过立法，在宪法纲领性部分，对国家机构条款落实得比较到位，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做得依旧非常不够。对于同级权力机关，也应保持相对独立，向其负责，接受其监督，但这种责任的形态是概括性的，监督也非具体的个案监督。当然，在政治上要向党负责，但是不一定要向具体党组织、上级党组织负责，只要向党所体现的意志负责就可以。不久前，北京昌平法官马彩云遭两名歹徒枪击，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个制度其实很简单，不需要新东西，只需要激活已有法律制度。晚清政府之所以亡国，是因为讲宪政讲晚了：革命和宪政在赛跑，最后革命跑在宪政前头去了。这个社会容易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形成主流价值观，然后提升到宪法当中来，由宪法确立社会价值共识，确立根本价值秩序，从而使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凤凰评论《高见》：我很赞成你说的以个案为契机，今年两高报告刚出台，其中对个案强调是历年之最。

法律有自己运行的内外机制，司法内部本身就有两审终审机制等，司法外部也有各种监督机制。这可以使民法激活市民社会活力。

比如，现在我们把法官责任制当作司法改革的核心，但法官责任制本身就存在一个困境，即司法责任多样分化的困境。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宪法监督 。

这个机制要与司法运行机制结合起来，把司法个案审查的力量引入，建立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机制。这四项我觉得重心在司法责任制。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在司改切实可操作的短期范围里，这种悖论能怎么破？ 林来梵：在法理上必须统一标准，而在具体落实上因地制宜、尊重个案争议。凤凰评论《高见》：你觉得当下中国司法权，在性质上偏向是市民性司法权，还是政治性司法权？如果说是市民性，司法权还没有获得被保护的独立性，如果说是政治性司法权，司法权也没有完成司法统一，获得和行政权、立法权等同力量。凤凰评论《高见》：学界也有争论说宪法并不是现在社会的根本法，民法才是。再加上有些人在利益驱使下加以利用，就把宪政妖魔化了。

无论从中国法律制度，还是从十八大以来党的各项政策来看，所倡导实现的民主国家，在文意上本身就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民主政治架构。权力大的原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三十多年经过了大规模立法时代，我们采用了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取向，为此粗放型的法律法规较多，执行起来司法权力自然很大。

问题就在这里了，同一个法官要向五种主体负责，如果这五种主体意志不一致，怎么办？ 凤凰评论《高见》：从法律出台、各级人大和党组织设定初衷来说，人大集中体现人民意志，党组织代表广大人民利益，而法律法规由代表人民意志的各级权力机关制定，人民、人大、党委、上级机关和法律本应是五位一体的，并不应该存在冲突？现在冲突症结在哪？ 林来梵：道理就应该是这样，应该五位一体，但问题是多种负责对象的多样分化，以及内部意志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有学者指出，在民法典修订时应避免落入宪法依据的陷阱，你怎么看？ 林来梵：这个争论确实有，有教授认为，民法典编纂必须回避宪法依据的陷阱，就是不要写上依据宪法，制定本法，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民法典编纂可以做更多事情，比如写进一些公法性条款，让民法典发挥部分宪法性功能。

最后行使违宪审查、宪法解释的还是全国人大。和党组织关系，说到底不是技术上问题，而是政治性问题，因为涉及到如何处理党的领导。

其次在具体细节上，则允许各地可以有不同的裁判标准，这可以由最高法领衔和对地方做出指导，地方也发挥其创造性，从而实现个案正义。凤凰评论《高见》：如果要落实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机制，你觉得现在从哪个部门开始比较好？ 林来梵：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有一个法规审查备案审查室，但那个规模太小了，我觉得应该改造，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一个宪法实施监督委员会，备案审查室可以整合到这个机关里面，由宪法委员会专门对宪法实施监督权，这样整个制度就活络起来了。二要向上级负责，包括向本单位上级领导或上级法院。因为宪法现在功能不足，让民法典发挥部分宪法性功能其实很有必要。

后来司法机构国家机关化之后，司法权变成了一种国家权力。在司法统一没有实现之前推行法官责任制，是否合适？ 林来梵：新中国以来，司法改革已经开展了好几轮了，一致在避开一个问题，即司法独立的问题，但又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我所主张的规范宪法学研究方法，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事实论和规范论的相对分离。现在世界成熟法治国家的经验也是这样，马克思也曾讲过，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当然，很多人是借助党的领导来确立自己利益，也正因为此，很多人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具体党组织的领导，个人领导。这当然要党组织出面，让党中央出面协调联动。

什么叫宪政我觉得要说清楚，宪政这个概念是晚清时期从日本引进的，我是留日学者，很清楚：当时所引进的宪政概念，指的就是和专制概念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司法责任制想让法官更加独立负责案件的审判，实现所谓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而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便于法院独立于地方，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也是法官独立裁判的物质基础。凤凰评论《高见》：这么多年确实没有提请过违宪审查的先例，而反观各级法院具体案件里，民众对这方面的诉求还非常多。凤凰评论《高见》：在宪法监督制度上，很多宪法学者提出，至少在全国人大成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你也曾多次提及建立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机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林来梵：学者其实提过很多方案，我们原来的期望非常高，但归根结底需要一个能够落地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目前来看，最适合中国的、相对保守且有可实施性的，确实就是在全国人大成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制度，来专门对宪法实施监督。

凤凰评论《高见》：把监督宪法实施和司法个案审查的案件请示制度联动起来，确实会对监督本身会有切实保障。林来梵：只向法律负责，这个法律是广义上的法律，包括宪法和法律。

具体来说，法院内部已有案件请示制度，下级法院遇到疑难问题，可以向上级法院请示——可以活用这个请示制度，当下级法院审理案件时，认为所适用法律有可能违反上级法律、甚至违反宪法，并且当事人有提出时，下级法院就应做初步审查，通过请示制度，向最高法院提出，由最高法院再做审查。从规范宪法学角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来梵：事情要分开看，有人说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民法是社会的基本法，但在我看来，我们要把事实是什么，和规范上应该是什么分开来看。

有人认为现在这种情况更多是心理障碍、利益障碍所致，你怎么看？ 林来梵：我觉得回避宪政主要还是观念问题。三、宪法监督还缺乏存在感 凤凰评论《高见》：你曾从比较法角度指明我国宪法实施呈现倾斜式形态，如果说司改之前，立法没能倾斜向公民基本权利一边，发展到现在，你怎么看？ 林来梵：宪法实施基本形态依旧是倾斜式。